2024年3月，名古屋大学-中创碳投碳中和创新联合实验室（Nagoya University - SinoCarbon Carbon Neutral Innovation Joint Laboratory，以下简称“联合实验室”）团队在中方主任唐人虎和外方主任薛进军的带领下，参访相关机构，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日本目前正在推行的绿色减碳及碳市场政策进展。
日本政府一直在研究通往低碳化社会的发展路径，以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即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6%（与2013年的水平相比），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因此，在2022年12月22日，第五届绿色转型（Green Transformation）执行会议上，日本政府宣布了未来10年“实现GX（Green Transformation）的基本方针”。内容包括以下五项主要政策措施：
【1】制定并实施 GX 推广战略；
【2】发行 GX 紧急过度债券（未来10年将提供20兆日元，用于支持有助于能源和原材料脱碳并提高盈利能力的创新技术开发等。）；
【3】引入以增长为导向的碳定价体系；
【4】成立GX促进机构；
【5】法定进度评估和必要的审查。本文将重点围绕第3项“以增长为导向的碳定价体系”展开相关分析[1]。
过去，日本的碳定价制度只有日本环境省推动实施的试验制度（Japan’s Voluntary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JVETS），以及东京和埼玉等地方政府实施的区域排放交易试点，但由于这些制度的实验性质，以及排放区域范围限制，这些制度在日本碳定价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直到2023年，日本在GX绿色框架体系下推出了碳排放交易体系GX-ETS第一阶段工作，标志着日本政府正式将建立国家碳交易市场摆上工作议程。GX-ETS的基本原则是“承诺和审查”，与传统的单纯遵守政府法规的履约概念不同，主管部门强调其主要目的是促进金融和资本市场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开展的“隐性治理”。
日本最早的JVETS试点开始于2005年，先后有389家生产类营业单位自愿加入，最终在2012年结束。而东京都政府自2010年起主要针对楼宇建筑和工业设施实施“总量控制交易项目”，这是日本第一个区域级强制性ETS[7]。埼玉县则自2011年起同样针对楼宇建筑和工业设施实施了“目标设定排放交易系统”，该计划属于自愿性质，没有设置惩罚措施[8]。与在试验基础上引入的JVETS和地方政府所实施的东京都或埼玉县的试点碳市场相比，由于全国范围大量排放密集型日本企业的参与，GX-ETS将涵盖更广泛的企业单位。
图 | JVETS, Tokyo-ETS, Saitama-ETS与GX-ETS对比[4]
GX-ETS第一阶段将在2023-2025财年展开，整体机制中并未设置排放上限，参与企业原则上可以将2013年设置为基准年，核算基准排放量，或者选择2014-2021年中任意一年作为基准年，根据包含基准年在内的连续三年排放量平均值核算基准排放量。参与企业需要根据国内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设置：
【1】2030年度减排目标；
【2】2025年度减排目标；
【3】第一阶段（2023年度-2025年度）减排总量的目标。根据日本所设置的NDC，如果企业设置的基准年度为2013年时，那么基准年度排放量的削减率应在2023年度达到27.0%，在2024年度达到29.7%、2025年度达到32.4%。如果企业的直接和间接减排量超出基准年排放量的削减率，则可将超出部分作为“超额削减量”，在企业间进行交易[3]。
图 | 超额完成减排目标与未完成减排目标示意图[3]
在GX-ETS排放交易体系下，日本政府还允许企业通过官方认可的碳抵消信用体系来抵扣其排放：联合信用机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和J-Credit计划。其中JCM为日本与海外其他国家签署双边减排协议下的交易机制，鼓励日本企业到海外投建绿色减碳项目，而J-Credit则是日本国内自己的减排机制，类似于中国的CCER。目前在需求方面，日本企业过去对碳信用的使用场景有限，例如在ETS体系中允许使用JCM或J-Credit抵消企业的排放。不过，预计未来减排信用的应用场景将不断扩大，既可作为减排工具以实现其科学碳目标SBTi、CDP气候信息披露或者参与RE100等倡议，也可作为补充机制实现GX-ETS第一阶段的企业自愿减排目标，还可以作为企业碳中和或供应链碳中和的服务供给。近日，GX-league事务局公布了除J-credit和JCM以外，GX-ETS将接受其他国家“其他符合条件的碳信用”的项目注册申请，包括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沿海蓝碳、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BECCS)以及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DACCS)。 以上四类CDR将被GX-ETS直接用作碳抵消，进入日本，抵消使用的上限为5%，虽然目前日本并没有针对CCUS、BECCS和DACCS的方法学，但是这一政策的提出将推动日本碳抵消信用体系的完善，并直接拉动全球范围内对于CDR的需求[9]。
为应对未来碳信用交易需求的扩大，建立碳交易所和相关金融服务系统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日本证券交易所于2023年10月正式推出了J-Credit碳信用交易平台，提供企业间的碳信用交易服务，预计这将进一步提高日本碳信用产品交易的数量规模和便利性。
随着GX League的建立，日本政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减排政策以实现曾经提出的国际减排承诺。随着2024财年的开始，目前已有747家企业加入GX-League，覆盖日本50%以上的碳排放。但是也有不少研究机构对于目前的政策持保留意见，认为在GX-ETS的制度设计中，虽然注重企业的自主性，但如果不能做到强制企业参加ETS，并且限制排放的总量，设置处罚措施，那么GX-ETS将不会取得有效进展。此外，过度利用碳信用抵消将会对日本碳信用质量产生挑战，缺乏透明度反而可能会增加整个社会的总排放量[2]。
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越发紧迫，各国政府都需要制定更加富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并且以更迅速的行动和更有效的措施保障减排目标的实现。不论是日本政府的GX League还是欧盟的绿色新政（Fit for 55）,抑或是美国政府提出的针对温室气体减排的“通胀削减法案”，都可以给我国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和方向参考。目前中国正处于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关键历史进程中，尤其需要不断借鉴和吸收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降碳技术成果，助力我国经济真正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最终迈向“3060碳达峰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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